筑牢应对风雨的强大底气

《人间瓷话(cíhuà)——中国古陶瓷的文化解读》 新安沉船出水的元代青白瓷釉里红(yòulǐhóng)题诗叶纹盘，盘心(pánxīn)刻有两片树叶，并书有诗句“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资料图片 陕西西安(xīān)杜回村孟珪墓出土耀州窑青瓷香炉 资料图片 彭善(péngshàn)国著《人间瓷话——中国古陶瓷的(de)文化解读》，书名取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之意，从(cóng)“辨名实”“论器形”“说纹饰”3个部分展开，共收录22篇专论。此书虽说不上是鸿篇巨制(hóngpiānjùzhì)，每篇议题也并非长篇大论，但大都关乎古陶瓷研究中的热门(rèmén)议题，厘定旧讹，开拓新意，体现了(le)作者在古陶瓷领域(lǐngyù)见微知著的深厚学术(xuéshù)积淀，亦可看出作者在面对诸多被广泛采引的古代文献时，不盲从既有的甚至是被多数人接受的认知，而是深究细研，广采博引，提出质疑并引出(yǐnchū)新的观点。尽管作者自谦此书为科普读物，但展读之间，却能感受到作者多方面的学术追求。我认为，此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dìyī)，该书每篇论说都从与古陶瓷相关的古代文献(wénxiàn)发起讨论。从文献梳理入手，详细论证文献的本意，并结合了考古资料加以证实(zhèngshí)。唐宋时，中国制瓷业进入大(dà)发展时期，瓷器的生产、使用和鉴赏(jiànshǎng)多有文献记载，后世谈瓷文献也多有转载。然而，古陶瓷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文献资料时常常出现问题，或不求甚解(bùqiúshènjiě)，或望文生义，因而常常出现误读或舛误。如果更全面地收集资料，采用不同种类的文献记载并加以辨析，便可以洞悉(dòngxī)其中一些问题。 较明显的(de)(de)(de)例子，就是中国古陶瓷研究中屈指可数的悬案之一——柴窑(cháiyáo)。柴窑虽然被认为是五代后周的官窑(guānyáo)，但(dàn)最(zuì)早的文献记载(jìzǎi)却出现在(zài)明初的《格古要论》中，特别是在记录产地(dì)时提到“出北地”，于是一些(yīxiē)学者将(jiāng)其(qí)对应为陕西隋唐时期还存续的“北地郡”，这里也是唐宋时期耀州窑的产地。20世纪后期耀州窑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了五代时期的地层，出土了许多质量精良的青瓷(qīngcí)。随后学者根据窑址(yáozhǐ)出土的资料，认定五代到北宋初一些高等级遗迹中出土的精美青瓷是耀州窑的产品，如辽祖陵区发掘的耶律李胡墓、陕西彬县冯晖墓和河北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等出土的青瓷。于是有一些学者便将五代耀州窑认定为柴窑。此书以(yǐ)《雨过天青(yǔguòtiānqīng)云破处——“柴窑”的传奇》为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说，传奇两字颇为贴切，文章首先梳理了文献记载的变迁，从曹昭《格古要论》原著的记录，王佐增补版的扩展，到明代后期“四如”（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描述和周世宗御批的出现，以及历来关于(guānyú)柴窑所在地的几种观点，最后(zuìhòu)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tǎolùn)：首先，从制度上看，无论是后周还是北宋，贡御用的官窑很可能是在都城开封烧造的。关于后周汴梁城内有窑场，文献记载尽管来自类书《册府元(yuán)龟》，但这一观点颇需论证。其次，《格古要论》中多次出现“北地”的地望，实际指北方地区而非“北地郡”。因此，尽管五代时耀州窑青瓷的生产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最可能是所谓“柴窑”的瓷器品种，但柴窑生产地点并不排除在开封的可能。这一观点笔者十分认同，也同作者(zuòzhě)有过交流和相互启示。目前所见(jiàn)唐长安醴泉(lǐquán)坊窑址、唐东都洛阳城东城义勇(yìyǒng)街(jiē)窖藏（很可能是窑址）等具有官作特点的遗址，都可证明唐宋时期会从高水平制瓷中心征调工匠，甚至携带制瓷原料，到都城进行贡官贡御产品生产。杭州(hángzhōu)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甚至坐落在距皇城直线距离仅几十米的地点。结合文献记载，北宋“汴京八作司”所属的“青窑作”位于京城内的“东窑务”等机构，说明柴窑应该(yīnggāi)也在都城进行瓷器生产。 此外，该书《碎佩丛铃满烟雨——唐宋时期的击瓯与(yǔ)水盏》《湘瓷泛轻花——关于“湘瓷”的解读(jiědú)》《真实还是传奇——渤海国“紫瓷盆”问题》等文章，涉及(shèjí)的议题虽然以往已有颇多讨论，但此书收集(shōují)了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相关问题有新的认识。展卷后(hòu)，收益良多。这体现了作者在研究古代陶瓷的某个问题时，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引用秉持认真务实的态度(tàidù)，作者参稽多种相关文献进行对比(duìbǐ)研究，尽可能揭示文献记载的真实含义。 第二，该书揭示了，浩瀚的古代文献史料中(zhōng)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记载，在陶瓷文化研究中却(què)关系重大。宋代是我国史料最丰富的时期，在不同种类的官修正史以外，还有(háiyǒu)大量的文人笔记、方志(fāngzhì)等多种不同的史料。在印证文物考古材料的过程中，仅凭单一的史料难以准确把握原意，容易出现误解，但广泛参稽(cānjī)多种史料后，问题便豁然可解了。如该书《颜色比琼玖——“青白瓷”名称问题刍议》一文，极为细致地摘取(zhāiqǔ)了大量宋元文献、诗词(shīcí)关于青白瓷相关称谓(chēngwèi)的记载，其中北宋李廌《杨元忠和叶秘校腊茶诗相率偕赋》“也容双井白过磁”一句的自注中写道，“江南双井，用鄱阳白薄盏点鲜为上”。作者又提及南宋刘学箕《方是闲(xián)居士小稿》中提到“番（鄱）阳白瓷方斛者四(sì)”，从而(cóngér)解读出“鄱阳白瓷”才是两宋(liǎngsòng)时期景德镇青白瓷的真正称谓，后世人所称的青白瓷，就是宋人眼中的南方窑场所产白瓷。 第三(dìsān)，该书通过对一个个历史细节的(de)拾遗与(yǔ)回顾，讲述了(le)一些鲜为人知的陶瓷文化轶事，令读者感受到作者(zuòzhě)对中国陶瓷文化的执着与热爱。每(měi)一个瓷器造型和每一个流行纹饰都是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古人的丰富情感。比如(bǐrú)，用瓷碗盛水(shèngshuǐ)调节出(chū)不同音调的“击瓯”，引出“击瓯楼”的故事，展现出瓷器的多种用途；通过解析“寒山拾得”“鹦鹉啄桃”“饮中八仙”“水浒故事”等纹样，以及新安沉船出水的元代(yuándài)釉里红“红叶题诗”盘(pán)这种独特器物背后的故事，让我们能够通过静谧瓷器，窥见一段段历史的涟漪，透过陶瓷了解不同朝代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变迁。又如《累墙瓷隐辚——说北宋宜阳(yíyáng)窑》一文，通过对北宋司马光叠石溪瓷窑畔别墅(biéshù)及其友人范镇(fànzhèn)诗作中对瓷窑生产的描绘，让我们对不知名的宜阳窑及其产品有了较多了解。该书提示我们，古代中国陶瓷的形制和纹样，不仅仅是工艺的体现，更是文化、信仰、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交织后的结晶，体现了陶瓷工匠的智慧和对美的追求。 第四，作者用穷尽资料的(de)态度，全面收集考古(kǎogǔ)资料，科学合理地梳理(shūlǐ)了若干陶瓷器的源流和发展情况，并参考相关文献记载，纠正了一些器物研究过程中产生的臆想和附会。比如《圆池类璧水——说隋唐时期的陶瓷辟雍砚(yōngyàn)》及《吟来携笔砚——洛阳白居易宅院遗址出土砚台考述》两文，运用考古出土的众多(zhòngduō)实物资料，梳理了隋唐时期陶瓷辟雍砚的装饰及形态发展，并厘清了其流行的时代，据此认为唐洛阳城履道坊(fāng)白居易故居发掘出土的几方圆形多足辟雍砚，其实早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以前，就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可能(kěnéng)并不是白居易生前使用的文具，作者以此个案，提醒研究者在器物研究过程中要有慎重、严谨的态度，警惕随意(suíyì)拿名人(míngrén)来猜测比附(bǐfù)具体的文物主人。 书中的多项研究(yánjiū)成果都说明研究应当切忌片面。不加辨析甚至是(shì)断章取义地理解单条文献(wénxiàn)记载，是电子文献检索系统出现后常犯的错误。不论是对考古资料的收集，还是对文献的查阅，都应尽其可能穷尽材料，将古代(gǔdài)文献、考古发现以及博物馆馆藏文物相结合，来探讨陶瓷生产(shēngchǎn)和(hé)使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避免误读和对资料的曲解。该书展示了一种(yīzhǒng)全面收集资料，严谨并多视角讨论问题的研究方法。应当指出，该书仍(réng)有(yǒu)较多可拓展的研究空间和资料解读(jiědú)的余地，比如《碎佩丛(suìpèicóng)铃满烟雨——唐宋(tángsòng)时期(shíqī)的击瓯与水盏》一文，详论了“击瓯赋”中所述“击瓯楼”的源流和含义，如果再能与唐代四川地区的瓷器(cíqì)生产状况，特别是邛崃窑的产品和特点做一些关联探讨，会更有现实的学术意义。其他地区用于击瓯的瓷器是哪些，也有讨论的余地。此外，书中“辨名实”单元所收9篇论文，与实际的瓷器品种结合尚不够紧密，配图较少，在前68页中几乎没有配图，显得有些单调，今后再版时应考虑增补。 （作者：秦大树(dàshù)，系浙大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wénbó)学院教授）